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云南"盲井案"嫌犯:身负高额赌债 杀人骗赔还债
作者:佚名  来源:新京报  发布时间:2016-06-24 08:52:10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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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7岁的范贤银拿着父亲范厚友的照片。2013年10月,范厚友被其第二任妻子宋述群等人带到陕西省一煤矿打工,宋述群等人伪造“矿难”将范厚友杀害。

“盲井案”第二被告人王付祥。在微信朋友圈中,他语义隐晦。

庙坝镇农贸市场里的牌局。人们围在菜摊间用扑克赌钱,赌博在这里非常普遍。

在“盲井案”涉案的74人中,有50余人来自庙坝,而这50余人至少有一半长期流连赌场,身负高额赌债,陷入赌博欠债、杀人还债的恶性循环。

艾汪全摸着扑克牌,脸色逐渐变得阴沉,眼睛因为紧张而通红。

把盖在桌上的牌掀开一条小缝,眯着看了一眼,又放下。

“今天点子有点背啊”,他嘟哝了一句,甩出一沓百元大钞。

在目击者的记忆里,这是2014年5月的一个深夜,这一晚艾汪全输掉了11万。

1个月后,他伙同六人,在山东兰陵的矿井下,故意制造矿难,杀人骗赔73.8万元。他还了赌债,但不久因案件败露被抓。

农民艾汪全,内蒙古“盲井案”中的第一被告人。

而在他的家乡,云南盐津县庙坝镇,他更被人熟知的身份是“赌徒”。

不只是他,当地知情人士开列了一份清单,在“盲井案”涉案的74人中,有50余人来自庙坝,而这50余人至少有一半长期流连赌场,身负高额赌债,陷入赌博欠债、杀人还债的恶性循环。

赌徒

最极端时,艾汪全曾在烟雾缭绕的牌桌上坐了30多个小时,打到眼睛发直。

庙坝基本上是这样一个小镇,高山深谷,产煤,5万人口,熟人社会,几乎任何两个人之间都能找到一些联系。

镇上几乎人人都知道“艾三妹”艾汪全,因为“他赌得太狠了”。

他的第三任女友杨敏(化名)也这样评价他。

“他不玩微信也不玩QQ,只喜欢玩牌,什么牌都喜欢,这是他最大的兴趣、意义和爱好。”杨敏至今仍觉得不了解那个比自己大12岁的男人。

杨敏24岁,短发,微胖,是一个爱笑的女孩儿。她在2009年到2014年间与艾汪全共同生活,并为他生下女儿。

按村民们的描述,艾汪全模样并不起眼,他刚好1米7,黑瘦,高颧骨,身上有文身。他早早成家,有过至少三个妻子或女友,两个孩子。

村民说,艾汪全母亲多年前改嫁,父亲早亡,他一直在镇上流浪,已是多年的赌徒。

2009到2012年,他与杨敏辗转在浙江、江苏、山西打工,进过厂,下过煤窑,艾汪全还在煤矿冒顶事故中跛了脚。杨敏觉得当时男友的牌瘾还可控。

转折点在2012年,那年艾汪全的哥哥艾汪前在一次矿难中去世,办完哥哥的后事,艾汪全便回乡修了楼房,流连赌场,再不出门打工。

杨敏生了气,当着众人的面,抓了麻将和钱就往地下扔,艾汪全在人前默不作声,回家两人就吵架打架。“我不爱他打牌,以前他打了还会给我认错,然后又犯,又认错,又犯,最后就直接不认错了。”

杨敏说,自己并不知道艾汪全在赌场上到底输了多少。

随后几年,他作案多起,在遥远北方的煤矿里杀人换取赌资,杨敏仍后知后觉。

她解释,艾汪全花钱并不大手大脚,他穿得简单,抽十块的云烟,吃饭就是四五块的面条。“他就是一个赌钱的,就算有这个钱,我还有必要问他怎么弄来的吗?”

王付祥是该案的第二被告人,与艾汪全同是石笋村人,人称“王八哥”。村民们说,王付祥也爱赌,个性张扬。

2012年,王付祥在自家开牌局,十里八乡的人都开着摩托来打牌。几间屋子里人声鼎沸,牌局日夜不息,一天下来输赢能有几十万。

“来打牌的人出手大方,叫我们接送,十公里路随手就给一两百。”一位摩的司机说。

好日子并不长久,知情人称,那一年,王付祥背着三十多万的赌债远走他乡。

艾汪全的堂叔艾泽发,同为该案被告人,在今年五月被抓,他也是远近闻名的“赌徒”。村里人都知道,20多年前,艾泽发因为还不上赌债,债主上门把家里两头猪牵走,他一气之下发誓戒赌,砍掉了自己左手小指的第一节。

但毒誓并没有起到作用,在接下来的20年里,他依然延续着赌博、借钱的生活。

赌场

背着背篓买菜的人放下背篓,挤了过去;卖菜的人撂下菜摊,也挤了过去;人人伸着头,手里攥着钱,排队等着上桌。

小镇庙坝的赌场,分三个层级。

最低级的是棋牌室,开在拥挤逼仄的巷道间,多如牛毛,彻夜不息。人们一般在这里打十块的麻将,四五个小时输赢上千。

再高档一些的是农贸市场的牌局,打扑克牌,半天输赢能有一两万。

“盲井案”被曝光后,镇上严打了一阵赌场。但6月20日中午时分,市场的扑克场子还是搭了起来。市场门口是巡逻的警察,里面就是围得水泄不通的牌局。

市场里一位店主对此习以为常,“这太正常了,卖菜的今天卖了几十块钱,就去输了,明天继续卖,继续输;来买米的先上了牌桌,钱也输光了,米也没买成。”

知情者说,棋牌室与农贸市场的露天赌局,这还是明面儿上的,更高级的是让艾汪全、王付祥们输掉全部身家的大赌场,隐藏在大山深处。这里有一夜暴富的神话,也有跳楼沉江的惨剧。

“又爱又怕”,一位资深“牌友”总结。

每到黄昏时分,一辆白色的微型面包车就会在庙坝镇的窄巷中穿梭。

它是来接客人去大赌场的,如果想去,给老板打个电话,车就来了。

这车上坐过艾汪全、王付祥,坐过石笋村很多村民。

这个赌场在2008年左右开门,没有名字。老板的名字就是招牌。去过赌场的人都知道,老板是个女的,叫宋丽,今年约36岁。

为防止被警方端掉,它也没有固定地点,一般选在山间的僻静农家院落,屋外安静,屋内喧嚣。

在这个场子里,大家都玩一种叫做“马车”的扑克牌游戏。游戏规则简单,摸五张牌,其中三张点数的和凑成整数,十或二十,即为马车,剩下两张牌的点数比大小。“这是纯靠运气的游戏”,一位牌友总结。

规则简单,赌注却可大可小,可选择五块、十块,也有五万、十万。

一位常年在大赌场打牌的村民描述,场子里每天都有七八十人,摆四张一米二宽的桌子,一桌坐四个人。

老板派一个工作人员坐在角落“打水”。

所谓打水,指的是赌场老板在每局赌博中抽取费用,客人赢十块,老板得一块。

没有人知道这个场子一天能有多少流水,但知情人称,老板每天“打水”就能赚到20万到30万。

亲历者曾看到人们拖着有密码锁的行李箱进场,一包包现金直接往桌上砸。运气不好者,一夜甚至能输掉几十万或上百万。

赌场在此时提供了另外一项服务--高利贷。

知情人称,艾汪全、王付祥在赌场上都背上了至少三四十万的高利贷。一般是五分的利息,借一万元,一天的利息是五百。

“他们在牌桌上都欠了债,一来二去混熟了,就经常在一起抽烟喝酒,琢磨事儿。”一位牌友回忆,正是共同的境遇让他们越走越近。

“借这么多钱,他们能找什么来还?”当地警方一位人士分析,这是他们开始盲井式作案的直接原因。

抓赌

房间内熙熙攘攘四五十号人,收缴的现金不下三十万,场内弥漫着散不去的烟味,有入迷者,直到警察走到身边才反应过来。

一位资深赌民把这些年当地警察与赌场老板之间的侦查与反侦查,比作“猫鼠游戏”。

6月19日,记者试图进入大赌场一探究竟,一位资深牌友连忙摆手,别想了,现在生人根本没可能进去。

知情人说,这两年,大赌场曾被端过两次。但每次又死灰复燃。

警察杨军(化名)曾亲历过其中一次抓赌。

2012年,警方侦查获知,两天后大赌场将转移到庙坝镇某村的一个山头。

这是赌场老板选场子的经验:要在深山密林处,但要有大路,方便进车。

杨军说,场子周围遍布十多个眼线。在每个路口,至少有两个明哨、一个暗哨。假如把明哨抓了,暗哨会打电话给老板,让其迅速撤离。

那一次,杨军与同事提前两天踩点,躲在附近的农户家里。等赌局开始了,他们先控制明哨、暗哨,再冲进去控制了场子。

他还记得那天赌场内的场景:房间内熙熙攘攘四五十号人,收缴的现金不下三十万,场内弥漫着散不去的烟味,有入迷者,直到警察走到身边才反应过来。

从那之后,进入赌场的程序变得尤其繁琐。

一位资深牌友介绍,首先需要给赌场老板打电话预约,要是第一次去,必须要有熟人推荐,以证身份“安全”;坐上微型面包车,在山脚下接受哨兵盘查,“什么都要问,相当仔细”;通过盘查后,换乘另一辆车,上山;经过第三次盘查,最后进入赌场。

知情人说,虽然赌场被端过两次,但宋丽一直安然无恙,在风声过后又迅速重开。

随着艾汪全等人背上赌债、杀人骗赔的案件爆出,警方受到了来自各方的指责。

农贸市场一位摊主抱怨,有时市场里扑克摊子开得太大,她打电话报警,警察从不出现。

一位庙坝镇派出所的警察认为,这种质疑对他们而言并不公平。

虽然常有人电话举报,但镇上的牌局输赢不过数千,太小,抓了不好处理。

而大赌场,都在大山深处。山高路远,把风严密,一有风吹草动,便会马上转移。

“要抓,太难了”,他说。

杀人

陈联不知道李连翠究竟欠了多少债,她只知道,那债,是用舅舅的命还的。

在电影《盲井》里,杀人者杀的是从车站物色来的陌生人。而在庙坝,杀人者最先下手的对象,是自己的丈夫和哥哥。

民政村45岁的李连翠,在镇上因为两件事而闻名。一是爱赌,二是杀了亲哥哥李连均。

李连翠的女儿陈联说,舅舅李连均是个“可怜人”,他40多岁了还单身,穷,又老实巴交的,有时没地方去了,就借住在李连翠家里。

2013年,李连均死在新疆哈密的一座煤矿。是李连翠送他去的。

一个月后,李连翠自己独自回了家,哥哥死了这件事,她没跟任何人说。

直到警方来抓人,目击者说,她没有反抗,神色平静。

女儿陈联觉得,如果不是迷上打“马车”,李连翠也不会走到这一步。

6月17日,19岁的陈联独守着空荡荡的三层小楼。她的母亲进了监狱,父亲一个月前刚刚去世。

陈联记得妈妈一直爱赌。2008年,李连翠与丈夫到河北张家口的煤矿打工,因为她在矿上打牌惹了纠纷,丈夫被人打到半身不遂。

矿主赔了一笔钱,家里本打算指着这笔钱修房子,结果李连翠又把钱输到不剩多少,修房子只好借了钱。

红碧村的范厚友与李连均有着相同的命运。他们都大龄、单身,被认为是老实人。

2013年,离婚多年的范厚友与邻村的宋述群领了证。

他希望能和宋述群过上热乎日子,对宋述群几乎有求必应。

宋述群让他去矿上打工,他就一起去了。

再往后的发展就是范厚友死于陕西省白水县南桥煤矿“矿难”。宋述群分到了12万。

范厚友还有个孩子,叫范贤银。父亲失踪后,14岁的小范找宋述群问父亲的下落。

“不知道”,宋述群说。那时候,她正在用这12万装修自己的二层楼房。

2014年8月,陕西渭南法院判决宋述群犯故意杀人罪,判处有期徒刑二年;犯诈骗罪,判处有期徒刑十年。

王付祥的牌友张阳明(化名)记得,大概是2012年,镇上有杀人骗赔的消息在流传,他觉得王付祥有点儿不太对劲--5月,王付祥在场子里背了15万元的高利贷,一个月之后回来,一脸豪气地还清了账。打了几天牌,他又开始借钱,过段时间,又带着钱回了乡。

张阳明试探性开他的玩笑,你们搞钱太凶了嘛!注意安全。

王付祥抿嘴笑了笑,不回答,也不反驳。

张阳明说,到了后期,他们输了钱越来越淡定。艾汪全的表姑艾泽萍也是大赌场的常客,一次连着输了七八万,看起来脸不红心不跳。赌客们在一起吃饭,她曾云淡风轻地感叹,“钱嘛,是人找的,只要人不死,就能找得来。”

张阳明听了这话,心下一惊,“鸡皮疙瘩都出来了。”

洗白

王付祥陷入了长久的失眠--仅2013年12月,他至少有五条朋友圈信息都在说自己失眠,语义隐晦。

想到曾经的枕边人手上沾了那么多条人命,杨敏如今整夜整夜睡不着。

她想起和艾汪全在一起的四年里,两人无休止的争吵和打斗。

“再怎么说我也没想过他会做那种事情。”杨敏说。

作案后,回到家乡的艾汪全们呈现了不同的生活状态。

从2012年回家到2014年7月被抓,艾汪全从没离开过赌场。

“他是有多少输多少”,杨敏说,自己虽然对男友作案一无所知,但算是看透了他,决定结束这段关系,2014年4月,她离家到了浙江打工。

但更多的人试图洗白自己。

一位与王付祥相熟的人说,2013年后,王付祥还清了赌债,下决心戒了赌。

他在昭通开了家餐馆,还在毕节承包工程,喜欢在朋友圈里发自己做工程的照片。

2013年,他搬离了被几十年柴火熏得漆黑的木制老宅,在公路旁边修了一栋三层的气派小楼,买了车,还找了个在昭通开服装店的新老婆。

朋友圈里,他展示自己的结婚照,穿着西装,笑容憨厚,一副现世安稳的样子。

但他陷入了长久的失眠--仅2013年12月,他至少有五条朋友圈信息都在说自己失眠,语义隐晦,“一直忐忑不安的”、“心里面这块石头,什么时候才能掉下”。

同样坐立不安的还有王付祥的朋友詹生德。

妻子张燕一直认为,詹生德是被王付祥给拉下水的。

6月20日,在庙坝镇菜场的自家摊位前,张燕说起丈夫的事情,几次红了眼眶。

詹生德本来在石笋煤矿跑运输,一来二往与王付祥混熟,欠下赌债,被叫去作案。

2012年,他们在一家煤矿作案,将人打死,詹生德只抬了尸体,分到了三四万块钱。

张燕说,那两年,詹生德彻夜叹息、抽烟、喝酒。问他有什么心事,他也不说。

2014年,詹生德决定自首。自首前,他将一切向妻子和盘托出,言语中都是悔意,“我知道了这个事情,就算不做,也得不到清静,他们不会放过我。进了这个圈子,不去也不行了。”

也有人坚持了下来,没有被拖下水。

39岁的王爱贵(化名)与王付祥相熟,他们既是同班同学,又是多年的牌友。

2012年,王爱贵背上几十万的赌债,王付祥找到他,邀请他一块儿去山西煤矿“找便宜钱”。

在王付祥的描述里,那是一个不用下井,一年就能挣到三四十万的工作。王爱贵理解,王付祥是看上了自己的社会关系,想找他帮忙去公安系统开死亡证明。

王爱贵劝他,背点账不算什么,迟早会还上的,要是害人,迟早会被发现。

王付祥碰了一鼻子灰走了,直到案发,王爱贵依然无法想象,“老同学居然害了这么多人。”

缄默

宣传部门表示最近不便接受采访。公安部门则称,目前案件还在侦办中,不能透露相关信息。

内蒙古“盲井案”被关注后,石笋村里涌动着大批记者。

面对突如其来的关注,嫌疑人家属们更多的是警觉。

在石笋村木林社,长不过三百米的巷子,就有十人被抓。他们家中,都立起了簇新的楼房。这些楼房刚建好,屋内依然昏暗,衣服、杂物堆得到处都是。

村干部说,建栋楼房,是所有村里人的夙愿。“不管里面好不好看,建起来就是一件有面子的事。”

6月16日,王付祥的前妻在堂屋前搓着小孩的换洗衣服,她的孙子刚满一岁。当被问到是谁出钱修房子时,她眼神凌厉地上下扫视,声音泼辣:我自己出的钱,和他(王付祥)一点关系也没得。

20多岁的儿媳也跟着附和,对!房子是十多年前修的。

但所有邻居都证明,房子建于三年前,是王付祥一手操持建起来的。

男人们被抓后,女人们面对外界的询问,最多的回答是“我和他感情早就破裂了”、“我们不熟”、“他做什么我都不知道”。

6月19日中午,艾汪华坐在自家堂屋里,摩挲着头皮,把一条毛巾放在桌上揉来揉去。他是第一被告人艾汪全的堂哥,被告人艾汪银的亲哥。

他对记者的造访表示愤怒。

“你们做这个很无聊,又不能挽救他们(指涉案村民),还来做什么?”

“全国每年这么多意外伤亡的,我关心得过来吗?你们怎么不报道报道我们被冰雹砸坏的玉米地?”他脖子一梗,不再说话。

当地政府同样显得有些不知所措。

在盐津县,没有领导对全县出了这么多的“杀猪匠”表态,当地媒体也都缄口不言。

宣传部门表示最近不便接受采访。公安部门则称,目前案件还在侦办中,不能透露相关信息。“一切都要等案件结束再说。”

6月20日上午,新京报记者试图就盲井案及赌博问题采访庙坝镇镇长王存能,他反复强调自己马上要开会,回复了一句“将有法律会追究他们的责任”,便重重关上了办公室的门。

盐津县一位人大代表认为,政府态度消极,一是因为确实不知从何下手,二是因为这些人都是外地犯案,追责追不到本地政府头上。

“他们在外地犯案,我们又能怎么办呢?”这位人大代表反问。

新京报记者 罗婷 云南昭通报道

A18-A19版摄影/新京报记者 尹亚飞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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